（原标题：费率改革重塑公募基金：绩优人才「奔私」，产品「被动化」加速）
作者 | 王晗玉
编辑 | 黄绎达
公募行业越来越难留住优秀的基金经理了。
7月，基金公司二季报披露完毕，行业整体人才、管理规模双双创出新高的同时，基民继续撤离主动权益基金，更多明星基金经理也加速离开这个行业。
7月17日，又一位知名基金经理离职。安信基金公告称，张翼飞因个人原因于7月15日离职，消息称其下一程将加入私募行业。
这是今年第197位基金经理离开公募,而去年全年离任的基金经理有357位。
费率改革改变了昔日这个高薪行业“旱涝保收”的经营模式，而浮动费率下基金经理考核标准更细、更严，也将导致后续一段时间公募市场上的主动型产品更加保守、趋同，一部分绩优者可能无法延续此前的风格，转而奔向更灵活的其他资管领域。
风格被束缚，“钱景”不可期
从此前多位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后的去向来看，进入资管机构或私募是主流选择。
在安信基金张翼飞离职之前，今年还有景顺长城鲍无可、华商基金周海栋、中欧基金曹名长等知名基金经理均已宣布离职，其中多位被传将加入私募机构。此外，易方达基金张坤今年5月也从副总经理的高管职位上卸任，其后专注于投资管理工作。
张翼飞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表示：“我将继续从事资产管理行业”，“用一种在长期内风险友好型的、有积累性的、行稳致远的绝对收益投资方式为大家服务，与大家相处。”Wind数据显示，张翼飞离任前共管理着9只基金，总管理规模超过300亿元，任职期间9只基金回报均为正，回报超过30%的基金有5只。
绩优者大批“公奔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募行业的风险偏好及管理灵活度限制了部分基金经理的发挥。而如何通过合适且合规的薪酬激励留住人才，也正成基金公司迫在眉睫的挑战。
此前上一轮“奔私潮”在2020年的牛市行情中悄然开启。在基金公司投研岗位任职近20年，从基金经理一路行至管理层的方益，也在那时阶段离开公募，如今在一家私募基金主导二级市场投资。他告诉36氪，从业第20年时决定“公奔私”的核心原因是自由度。
“在平台（公募基金公司）里面的好处是资源足够多。但我们始终是平台的一部分，很难主导整个团队的发展方向。比如你信奉价值投资，但整个团队能不能坚守价值投资的方向，实际不由你说了算。”
以方益为代表的一批基金经理“奔私”是为了跳出平台约束，在更灵活的框架内开展投资。这种灵活性源于私募行业相对公募执行不同的风控和合规标准。而与之类似，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今年的大规模公募离职潮，亦是受到了行业费率改革和业绩考核调整的影响。
今年5月7日，《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发布，明确了基金经理薪酬需与业绩挂钩。再往前回溯，去年4月发布的新“国九条”预示了公募行业的“限薪”趋势；2023年7月证监会启动了费率改革。
更早之前，2019年-2021年，伴随互联网销售渠道崛起，公募基金带着流量思维掀起一波“造星运动”。谈及那一时期，一位目前仍在职的基金经理提到，入行几年的人拿到百万年薪是比较现实的预期。“如果是在大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还可以，业绩也比较好的话，一年应该能拿三四百万（计入奖金），明星基金经理就是上千万。”
而费率改革的推进，完全改变了基金公司过去按固定费率收取管理费的局面。具体而言，《行动方案》要求对管理产品三年以上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于业绩显著超越基准的基金经理，可合理适度提高薪酬。
从前期的压降固定费率，到如今打破“旱涝保收”，基金经理薪酬的天花板肉眼可见降低了。而基金公司顺应《行动方案》做出的考核细则调整，客观上进一步限制了部分基金经理的发挥。据36氪了解，目前各家基金公司考核细则各有区别，但总体而言就是相较之前规则更细、指标更多，如设置业绩比较基准、加强中长期收益考核占比、考核基民盈利能力等。
方益与前述基金经理均认为，这一趋势将迫使部分基金经理无法向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投资风格。如投成长股的，前两年大概率业绩惨淡而无法满足考核标准；赌性重或者喜欢搏一把的，也会因为漂移过大而在下跌阶段面临降薪。
“因为这些限制，有些人就离开（公募行业）了。有的进私募，有的进资管，有的会出来自己管钱，有的去做教培了”。方益说。
公募基金开启“被动化”进程
对于仍坚守在公募行业的基金经理，短期内还将面临规模被动赎回的尴尬。而中长期后，整个公募市场可能会是资金向头部机构集中、产品向被动管理靠拢的局面。
当前主动权益基金的赎回压力颇大，基金二季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34.0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主动权益基金规模持续下滑，截至二季度末收于3.41万亿元，环比一季度末微降约400亿元，对比三年前，2022年二季度末还有5.43万亿元。
同一时间，基民大规模涌向债基、货基和被动指数产品。二季度，债券基金获净申购4592亿份，申购比例5.17%；货币基金获净申购8876亿份，申购比例6.88%；截至6月末，ETF总规模达4.31万亿元，环比增长13.42%。
实际上，自去年“924行情”以来，主动权益基金业绩已有一定改善。据富国星投顾数据，今年二季度单季度产品收益率集中在0%-5%区间的占比已经在45%左右。然而，此前“亏了三年”几乎是广大“养基人”的共识。查询Wind数据，截至2024年9月23日，有数据统计的2077只股票型基金中，近三年取得正收益的只有94只，占比仅约4.53%。
因此“924行情”后，即使当前市场存在结构性行情，且赚钱效应增强的情况下，基民却更倾向于撑到回本、解套离场。方益也预测，短期内公募市场仍将是“净值越涨，越赎回”。他坦言“过去三年市场亏得太厉害了”，导致基民对主动权益基金明显缺乏信心。
而从中长期来看，基金费率与业绩挂钩，也将推动投资者从“追逐短期收益”转向“关注长期回报”。反映到市场上或将呈现优势向头部集中、被动产品成为主流等变化。
此前，国际经验显示，浮动费率机制通常会加剧行业集中度显著升高。头部公司凭借更完善的风控体系，在市场波动中更易维持费率稳定性，而中小机构若因业绩波动导致费率频繁调整，产品被赎回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如本轮公募基金费率改革下的首批26只浮动费率基金中，头部公司产品募集规模就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单只产品平均募集约10亿元，大幅高于年内主动权益基金4.4亿元的均值。
而且，伴随考核标准细化、绩优人才流失，公募市场日后大概率也将以被动产品为主。
前述基金经理就向36氪坦言，其适应新的考核机制最稳妥的策略就是获取一些超额收益，但不再搏过高的弹性。
“因为如果短期冲到很高，除非我能在高位完全撤离，否则后面很可能会跌下来。这样势必导致我短期净值表现好的时候，会有一堆散户冲进来买，之后再下跌，他们又亏了，最终导致我的‘基民盈利’这项指标表现不好。”他进一步解释。
方益也预测，后续基金经理多数会盯紧业绩比较基准，而不做过大偏离，力求业绩稳中向好，以保薪资稳定。由此各家产品也将失去明显的风格差异，届时“主动权益基金可能就更像是指数增强型产品了”。
参考美国共同基金行业的发展路径，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启“被动化”进程。彼时美国共同基金旗下的主动管理型产品长期跑输指数，同时大批头部基金经理因激励机制不足转向对冲基金，导致共同基金投研能力出现弱化，其负面影响亦会进一步拖累产品收益率。而被动基金则凭借低费率优势、持仓透明度高、收益相对稳定、确定性高等优势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行业格局由此被重塑。
反映到具体数据上，2010-2019年，美国被动基金净流入2.5万亿美元，主动基金净流出2.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则凭借灵活的投资策略和激励机制成为阿尔法收益的主要生产者，这与当下国内公募市场正经历的变化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公募人才离职后的主要去向，国内私募基金市场的确正迎来利好。
以往在公募行业，要想成为基金经理，名校经历是必要条件。而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的背景相对复杂，存在不少所谓的“江湖派”，其成功经验缺乏稳定性、逻辑性和可复制性。在方益看来，未来有更多大平台、学院派的公募基金经理进入私募，有望把这一行业变得细分，更科学。
因此，私募基金专注阿尔法收益，而公募基金贝塔属性日渐强化，或将成为这场费率改革引发的长尾效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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